书评《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历史地理研究》
  • 2018-02-09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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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应该具备更宽的视野与国际化思维。明清时期朝鲜半岛与中国频繁的文化交流,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韩国学者黄普基专著《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燕行录资料为中心》于2014年12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更广阔的地域背景,基于更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对辽宁和冀东地区 (即河北东部一带) 的区域历史地理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该书虽已出版3年有余,但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问题逐渐走向关键点的今天,对该书进行述评,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明清时期,辽宁和冀东地区在政治、社会、自然景观等方面变化较大,特别是明清时期战争、移民等对该地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明清时代,朝鲜每年都会派遣使者来中国,这些朝鲜使者先渡鸭绿江,再经过辽宁,过山海关,进入河北,最终到达北京。他们行经的路线被称为“燕行路”。当时许多使者在“燕行”过程中会逐日记下所见所闻、具体路程以及各种公私活动,这一系列资料总称为《燕行录》,这是一套含有丰富历史地理信息的一手史料,许多为中国文献缺载。该书结合《燕行录》等韩国资料和其他中国史料,从地理学的角度对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地名、聚落、历史气候、环境变化、地理意象等领域进行研究,在资料与方法上都有新的突破。该书主要包括五大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主要研究本区域驿路线上的地名 (聚落) 在不同时期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作者根据现有的资料,选择明代中叶(弘治)、明末 (万历)、清时期 (顺治)、(康熙)、(乾隆)、(咸丰)6个时间节点。明清两朝对朝鲜朝贡使行路线有严格的规定,所以朝鲜使者每年记载下同样的地名,《燕行录》对明清时期该驿路沿线地区的个体村落从开村到成村、成熟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些村落在空间上的分布过程,均有相当详细的描述。作者对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的驿路地名进行了总体研究,分析了明清时期驿路沿线的地名变化过程及其规律。总体趋势来看,明时期以浓厚的军事、驿站色彩的官方地名为主,而清时期则随着民间地名的陆续增加,地名景观的军事、驿站色彩渐趋淡薄。作者还以中朝边境地区“八渡河”为个案进行了研究。作者通过《燕行录》和中国方志的比较分析,复原了历史上八渡河的真实面貌。研究发现,八渡河地区地形复杂,一直处于人烟稀少的边境,以致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不存在正式的地名,又因该地区一直处于政治局势不稳定的状况中,加上方志的编纂相对滞后,许多地方被朝鲜人按照自己的文化习惯而命名。

  第二部分主要从聚落地理学视角探讨了辽宁、冀东地区聚落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规律、聚落形态与景观等。作者复原了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聚落的分布、规模以及形状等,发现辽东山地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聚落分布稀疏,呈现以小村为主的散居型分布格局,规模不大,聚落形状多为星点型和串珠型;辽河平原地区由于地势平坦,多出现集居型的聚落,聚落的规模较大,多拥有店铺,在聚落形状方面,多呈现为“列村”形状,并且一般都是连亘的长条线状;冀东地区的聚落分布相对密集,在聚落规模、形状方面,永平府与顺天府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顺天府因地处平原,经济发达,人口较多,因而多为规模较大的集居型聚,聚落多为“街村”形状。永平府受地形限制较多,聚落规模较小,多为规模较小的“路村”。此外,本章还进一步探讨了清时期该地区的民居建筑材料与建筑形式、以及该区域聚落景观的变化过程。清时期辽河平原西部地区草屋范围逐渐缩小,而土屋区逐渐扩大;辽东地区草屋区逐渐缩小,而瓦屋区逐渐扩大;冀东地区土屋区逐渐缩小,而瓦屋区逐渐扩大。这主要是气候变干和经济条件改善在建筑材料方面的反映。此外,辽东山地地区相对封闭,满族传统文化相对较为浓厚;而辽西地区的建筑形式与河北地区相当接近,这与大量的关内移民有关。

  第三部分是本区域的历史气候研究。本章研究 《燕行录》 资料反映的16世纪-19世纪东北南部地区冬半年气温变化。作者利用《燕行录》中关于东北南部地区河流冰情及其他天气现象的记载,结合沈阳、辽阳、丹东、唐山等地气象局、水文局中收藏的鸭绿江、辽河、滦河等几条河流的结冰、封冻等情况的档案资料以及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自1949年以来的大量的气象资料资料等,重建从16世纪-19世纪400年间东北南部辽宁地区冬季平均气温的变化过程,并初步探讨该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温度变化的差异情况。结果发现,重建的河流封冻期序列可以很好地反映该区域冬半年温度变化情况。此外,与利用不同代用资料重建的中国其他区域及欧洲可信程度较高的温度序列比较,可以看出本区域气温变化在大的趋势变化和波动方面具有全球一致性,但在具体的时间上并不一致。

  第四部分是河流与环境变化研究。通过复原明清时期辽河和鸭绿江的河道变化,探讨了地理环境变化如何影响地名变化。例如对辽河河道变化的研究中,作者根据《燕行录》及相关方志的记载与实地访谈结合,探讨了辽河在沈阳附近的河道变化特征。对鸭绿江河道变化的研究中,通过 《燕行录》 和朝鲜中后期制作的古地图来复原明清时期鸭绿江下游的河流、沙洲变化和地名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当时朝鲜人心中的边境意象和领土分界意识。

  第五部分是地理意象研究。本章讨论明清时期朝鲜人心目中的山海关意象和河北村落意象。山海关意象研究关注朝鲜人的边界意识,并对影响其感知意象形成的因素加以探讨。文中作者探讨一条边界山海关两边区域之间的自然、文化景观的差异,以及朝鲜人的地理意象变化过程。明时期,朝鲜人并无以山海关为界的关内外华夷不同的“分界”概念。但明清鼎革过程中,政治局面的巨变促使朝鲜人强化了华夷分界的意识,以致最终认定山海关为明晰的“界线”。具体而言,清时期朝鲜人对关内的种种自然、人文景观往往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宽容和肯定;相反,对关外却持过于苛刻的否定态度。然而清时期朝鲜人对关内外分界意识逐渐强化之时,两地的文化差距实际上却在日益缩小,关内永平府与关外辽西之间的相似性甚至大于差异性。

  作者通过分析朝鲜使者对河北村落“高丽铺”历史的构建过程发现,最初高丽铺在朝鲜人的笔下只是他们用以寄托怀乡之情的对象,之后其与朝鲜的关系却一步步地被确认和强化,以致最终成为了朝鲜使者心目中的“中原中的朝鲜”“异域中的故乡”,实际上高丽铺的建村、发展以及衰败与朝鲜人并没有关系,而是由还乡河河道流徙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即在嘉靖十六年还乡河流域的特大洪涝灾害中,还乡河流域原有的村镇体系遭到严重破坏。而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村庄被兴建起来,高丽铺就是其中一个。清时期还乡河河道变迁的影响下,高丽铺的水田营作面积减少,乾隆以后高丽铺村落最终衰败。《燕行录》中高丽铺的历史是几代朝鲜人集体虚构出来的“历史记忆”,并非历史事实。透过分析这种地理意象的虚构过程,可以把握朝鲜人在明清易代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愿望、想象等思想世界。

  总之,该书涉及了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许多领域,是近年来利用地理学研究方法进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佳作。《燕行录》是朝鲜人在异国的旅游观感,对异国的地理意象及地域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某区域,甚至整个中国的文化认同。通过异域文献资料进行边疆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可以深入分析现今国家之间文化分歧的历史根源,同时也可窥见一些解决当代国家与区域发展相关现实问题的答案。该书是近年来历史地理学中难得的好书。